子纳须弥，观沧海桑田之剧变。
第五节 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论
德勒兹颇为喜欢用“机器”一词，其《普鲁斯特与符号》的第二部分即以文学机器(The Literary Machine)为题，主要论及情综(pathos，帕托斯)世界与理综(logos，逻各斯)世界的对位、分隔的连续性(开放的盒子与封闭的脉管、风格与横截线等)、三种机器、蛛网理论等问题。德勒兹由此进一步研讨了普鲁斯特与符号的复杂关系，阐发了他独特的诗学观念。
“文学机器”的观念与德勒兹美学思想中“块茎”、“装配”等概念相关，在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爱德伽等在《文化理论：关键思想家》(2002)中指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历史与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符号体制内的权力冲突的维度才能加以理解。《千高原》在从不同的符号体制的维度尝试将语言系统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方面提供了佳例。尤为重要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抨击一切直接清晰的逻辑分析模式，倡导以块茎结构审视现象世界的视角：块茎结构可以视为一种半有机的机器，它没有起源，宛如一条“既无开端又无终点的河流”，其内在结构只能从与其他力量相联系的维度勾勒出来。现象界因此是开放性的，可以作为一种非目的性的装配来加以分析。这种装配可以用无限可能的方式整合或链接在一起。无论何种机器装配(作为某种“有机论”)，都建构了一系列的权力联系。与此类似，德勒兹认为文本并无源生的主题，书籍皆是机器。它们唯有通过与其他权力的交汇并相互作用才产生意义。因此，文学应作为装配的一种形式，其意义不能简化成意识形态问题。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观念，只存在多条线索的权力，这些权力之线既合且分，构成层面化且缺乏恒久性的块茎总体。因此，最好是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立场：他们既否弃意识形态分析，又拒斥辩证思维。对他们而言，这两者皆与块茎式的多元性相悖。以辩证法为中介的语言因此被摒弃，而聚焦于斗争、捕获、接受之题旨的理论方法受到青睐。他们还以“逃逸线”的概念取代康德式的超验的批判。“逃逸线”构成了从封闭的、科层化的权威等级制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勾画出了社会与文化的“现实”)中逃逸而出的途径。①德勒兹用差异哲学的符号论和症状学视角审视《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坚持其一以贯之的机器、装配、块茎、褶子、千高原等多元生成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美学观念，融会了尼采关于真理是解释与创造的主题以及“永恒回归”的思想，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巴洛克风格的“褶子”结构，最终展示出普鲁斯特的“文学机器”的装配与生成：一个产生符号的碎片化世界，一种块茎式的总体性。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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