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问题在于后现代一直被人们以许多殊为不同且常常抵牾的方式加以运用着，以至于甚至那些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标签的人士，相互之间也相距甚远。尽管没有某种单一的后现代定义适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但是为不同的定义所共同界说或认同的后现代的几个特征确也符合他们的思想特质。或许，我们应当把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后现代思维模式的首创者来看待。这种模式提供了在后现代状况下的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抉择和超越“后现代困境”的途径。例如，在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上，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未采取典型的后现代态度。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千高原、块茎、褶子、生成、逃逸线、解辖域化等等观念使他们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自由移动而不在乎它们的区别。或许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哲学家的实践使他们最具后现代性，因为他们的著作系统而深刻地阐发和表现出以生成、异质、多元为特征的差异哲学思想。②
自奥斯维辛之后和五月风暴以来，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一直处于一个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既有美学上“自恋”的飞地，又有画地为牢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也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批判紧密结合的“西马”，还有Rod Giblett所描述的“后现代湿地”——湿地作为地球之肺或肾，既是包藏着黑暗、疾病、死亡、恐怖的“黑水”之地，又是肥沃的、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活水”之地；后结构主义大致生发在这种充满着活的黑水(the living black waters)的湿地。按照J.P.Surber的看法，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上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嬗变，在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是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嬗变，而在后结构主义特定的批判策略上则出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解中心的产物，它承袭尼采的哲学思维特征和理论话语，对由索绪尔发展而来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概念发出了挑战，如对现象下面具有深层结构或意义的概念，对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等概念加以质疑。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时对主体进行了解中心；德里达以解构策略对文本进行了解中心；福柯以考古学与系谱学对历史进行了解中心。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表现出一种兼容解构与重构主体、文本和历史的努力，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或概念来阐发他们的思想。例如，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否定了纯文本的维度，坚持认为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欲望”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性。①因此，他们提出了“欲望生产”的概念。
① 本书中，凡在书名之后出现两个年份的情况时，前者为英译本出版年份，后者为法文本出版年份。
②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 Publishers Ltd. , 2002.
导论后现代湿地：德勒兹与当代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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