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欧洲著名的五月风暴促进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思考，导致德勒兹对“笨拙的学术机器”的拒斥，他与实践心理学家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都是五月风暴影响下的产物。加塔利曾经是拉康指导的最早的实习生之一，但他从未真正地与拉康式的弗洛伊德学派建立联系。加塔利反等级制的倾向使他成为五月风暴的先锋，《反俄狄浦斯》是他与德勒兹合著的第一部著作。对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而言，五月风暴的亢奋激情先是转成了70年代中期的萎靡消沉，然后又回归宗教(《如实》)或政治保守主义。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未宣布放弃他们的立场。他们耗7年心血写成《千高原》(1980)，此书与《反俄狄浦斯》共享同一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是后者的续篇，但构思颇为不同，淡化了批评性而突出了“游牧思想”的实践。
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史的维度而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是与所谓的国家哲学(StatePhilosophy)相悖立的。国家哲学意指柏拉图以来的富于特色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表达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在20世纪最后25年受到德里达、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普遍抨击和拒斥。国家哲学包含着一种双重的实体：思维着的主体和主体所创造的概念。解构派的女性主义者西苏和伊丽格蕾皆对其冠以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之名加以抨击。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中将其描绘为思维的树状模式(arborescent model)，以块茎模式的游牧思维与之相对。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24
① 参见J. P. Surber《文化与批判——文化研究批评话语导论》第七章“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话语”，(Westview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