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语言符号学的维度上，德勒兹主要有《哲学中的表现论：斯宾诺莎》、《普鲁斯特与符号》和两部关于电影哲学和美学的著作。德勒兹的符号论构成颇为复杂，主要源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论(Semiotics)①、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表现观、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非语言学符号观，以及奥斯丁(Austin)和塞尔(Searl)等人的思想。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一种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符号论，对影视或文化传播领域影响重大。A.P.柯伦巴特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的全部著作皆拒斥由神学家(奥古斯丁)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概念，因为他们的符号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超验的法律、上帝之言、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等的特殊秩序。德勒兹拒绝任何囿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继而拒斥拉康主义及其黑格尔哲学基础。他将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亦显得颇具特色。在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看见符号、能指和所指一种语言与句法—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绘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并不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符号之内。因此；毫不奇怪，德勒兹从不在语言学维度讨论文学文本。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德勒兹以后结构主义哲学话语与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一种对话和对法国结构主义的一种理论反拨。
其次，在精神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德勒兹最有影响的是他与加塔利合著的两部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他之前或大致同时，荣格、拉康、詹姆逊等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个体无意识学说的对话，分别生成集体无意识、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等概念，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内涵。伊格尔顿、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等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多维度对话，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发展。詹姆逊在其著名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德勒兹他们试图在新的层面上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便得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但德勒兹的情况应该较詹姆逊所言显得更为复杂。像众多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一样，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与尼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他与加塔利的理论结合是一个思想无羁的哲学家与关注政治的“反精神病学家”的结合，从他们的哲学和美学特质而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尼采哲思对既有的两个辖域化的领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加以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理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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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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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号学的两个重要术语“Semiology”与“Semiotics”具有不同的渊源，前者与索绪尔相关，后者与皮尔斯相关，但它们也常常被混用。
②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 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