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当前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或绿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德勒兹非常重视生态共生、化生等问题，并且在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诗学、易经阴阳宇宙论以及意境等术语作过阐发。德勒兹的生机论和一系列哲学和美学概念启迪人们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传统模式，把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无机界)的空间与关系构想成为互为依存、彼此链接的生态圈和生物链，互动共生，不可或缺。在2005年8月于北京举行的“文化互动与民族性：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学”国际学术论坛上，香港学者王建元教授认为，德勒兹思想中蕴涵了比深层生态学更为深刻的生态哲学，可以从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维度在德勒兹与中国文化之间抽绎出生态问题的新范式人与万物之间“横截线式的交流”，他从西方文论背景中阐发“德勒兹生成论阐释学”，结合中国审美文化的虚空与坚实、常数与变数的辩证关系，探讨太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一系列概念与德勒兹褶子、交迭的思想观念，分析德勒兹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和逃逸线的特质与易经的变化之玄、庄子的生机之道、中国诗画的留白之趣，并据此分析王维的《鸟鸣涧》和《鹿柴》两首诗。在这种跨文化空间研究中，德勒兹的差异生态学和生成论哲学与中国文化/文学相互比照、相互印证，曲径通幽，又启人睿思。中西文论和思想智慧的交流、比较与会通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空间。德勒兹的生成论和生机论与中国文化艺术形成共生对位，两者都强调流变与差异的丰富生命形态，敬畏宇宙大化的力量和公正无私。阅读《千高原》，可以发现德勒兹颇为熟悉中国诗人，甚至东方哲学、美学、宗教、文化都进入了其理论视野。如在文化符号和文学形象思维问题上，中国结、印度曼荼罗、犹太教圣符、伊斯兰心象和基督教圣象，都成为德勒兹与加塔利阐发思想的具象。但应当指出的是，强调异质文论与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可能更为符合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美学取向和精神特质。块茎之间、褶子之间，完全可以既通且堵，在繁复多姿的新巴洛克美学的千高原上作游牧之旅亦非易事！学界一些人所倡导的异质文化、文论之间的互证、互补、互阐、互动的新人文主义难免有点儿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其间存在着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心血来潮式的乱点鸳鸯谱，不求甚解而强作解人都会损害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学理性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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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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