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元对位(立)关系是人类思想史和认识论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帮助人类主体方便地理解和把握客体世界。二元论并不限于西方哲学史、思想史的柏拉图传统，在世界众多民族或国家都是主要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图式，例如古埃及文明的模式的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上、下古埃及的二元对峙与相互融合，北方农耕民族与南方游牧民族的不同生活与文化导致其神话思维中的二元论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大神奥西里斯与塞特的对立形象蕴涵了生与死、善与恶、农事与自然、光明与黑暗等关系以及循环运转的太阳原型。①再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概念、范畴与关系，波斯索罗亚斯德教义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二元论，都是例证。一系列二元论概念如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在场与缺场、能指与所指、主体与客体、善与恶、理智与情感、男与女、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已经成为我们表情达意的基本工具。
就是德勒兹本人也常常无法逾越二元论的范式，譬如，他对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划分，对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以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阐发就是如此。罗伯特·韦克斯不无道理地指出：“有理由相信，社会并不是像块茎式地统一结构而成的，人也不是简单地机器般地聚合而成的。尽管世界并不是像黑格尔所构想的那样是单一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体系，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仍然具有可以辨识的系统性、理性和有机整体的维度。尽管德勒兹的分析很精辟，但是健康的人体仍然保留着一种动力学的、统一的系统组织的范式，恰如大千世界里的生命体形式一样。…德勒兹反对僵化的思想结构的悖论在于，他块茎世界的结构方式本身在否定经验的系统性和有机性方面的同时，开出的却是一剂教条般僵硬的猛药。”“德勒兹对自由解放的追求是否与他关于社会是欲望机器的装配的模式相互抵牾也是一个问题。在德勒兹的模式中，自我’是解中心的，这即是说，究竟谁’是从偏执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主体，难以言说清楚。……或许更令人困扰的是，德勒兹显得不是引导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个人解放，而是把我们带入三重困境：如果我们不自我欺骗地相信我们是有机统一的个性，那么我们就沦陷到要么是偏执狂式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精神分裂症式的疯癫的境遇。”①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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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永雄：《多维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学》，61～10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