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1988/1966)是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尽管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初叶最重要、最为人所广泛阅读的哲学家之一,但时至今日,他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柏格森主义已经被简缩成为哲学史的一个注脚,仅仅在研究“活力论”或“非理性主义”时偶尔露面。然而,在德勒兹看来,柏格森的意义不止于此,他构成了哲学“反历史”的一部分。柏格森与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姆或尼采类似,看起来属于哲学史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他们从某一方面却完全逃离了哲学史。在20世纪50~60年代,正是对这类哲学家的研究与著述,使得德勒兹与战后法国学院哲学分道扬镳。德勒兹从不同学科的众多作家那里汲取和转化了一系列观念,柏格森的著作就为德勒兹的工具箱提供了制造观念的材料。例如,柏格森的绵延主题(the theme of duration)与德勒兹生成、多元观念有着内在联系。德勒兹美学旨趣时期研究电影哲学,“运动”与“时间”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德勒兹“运动一形象”与“时间一形象”的电影学概念,是从对柏格森关于运动、形象、认知与时间的四种评论引申而出的。鉴于德勒兹与柏格森之间的亲和性,GillianRose把德勒兹论的著作称为“新柏格森主义”。①
德勒兹《康德的批判哲学》(1984/1963)是一部“为论敌作书”的著作。这一本哲学引介性质的百来页的小册子,属法国大学出版社“哲学家”丛书。丛书的目的是向法国读者介绍重要的哲学家。德勒兹不仅在此书中总结了康德三大批判中各批判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富于原创性地阐释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德勒兹赋予《判断力批判》以超越其他两大批判的特权地位,把《判断力批判》回归康德给它的原来的位置,作为其批判大厦的基石。引人注目的是,德勒兹与康德在哲学思想上格格不人,“老康德是昆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佬’,而德勒兹则是游牧四方的巴黎艺术家。对德勒兹而言,这种对立恰是研讨问题的魅力所在”。德勒兹后来把此书与其他的哲学史著作进行比较,饶有兴味地说:“我论康德的著作颇为不同,我极为喜欢它。我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论敌手的书来写。在书中我力图展示康德是如何工作的,他的机械论是怎么回事—理性法庭,诸感知力的测度和运用,一切都顺从于我们假设的所谓立法者。”①德勒兹对康德的学术兴趣持续不减,1978年他在大学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的研讨班,一方面继续与康德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对康德作了新的读解。在他笔下,康德几乎成了一个尼采式的“概念创造者”。康德批判哲学中论审美与崇高的维度受到德勒兹的关注。在崇高的判断问题上,德勒兹认为“崇高与优美不同,是指在扭曲的形态、不定形的东西面前的感情。在崇高的判断中介入了理性。这个判断是通过构想力和理性的和谐来说明的。但这里的调和是伴随着痛苦的调和,即不和谐的和谐”②。康德关于理性与构想力之间“不和谐的和谐”的审美思想,对德勒兹哲学和美学观念(如“无结构”之结构的千高原、块茎、褶子、无器官的身体等后现代观念)的创造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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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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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ugh Tomlinson, "Translatior's Introduction",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pp. 7\~9, Urzone, Inc. ,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