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维度在《词与物》中提出“人死了”的概念，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认为“人”的概念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话语，是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兴盛的产物，它是矛盾的，兼具两种职能：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这可以溯源于康德和胡塞尔的学说。但是20世纪各种新科学涌现，如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等使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就随之死亡。
20世纪70年代福柯以系谱学方法与其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互补并深化思想探索。系谱学研究事物及观念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构成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主张抽象的综合和终极的历史目的，而是倡导差异以及差异之间特定的时空关系。这一点与德勒兹的以生成为核心的差异哲学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福柯认为，不同时代、时空对疯癫、性的不同看法，就构成了对它们的系谱学研究。知识和主体被构成的各种规则包括权力话语与物质机构两个层面：对现代性的研究，仅仅指出主体和人是现代知识型的话语机制的构造物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指出其中的权力机制，即人是如何在诸如监狱、学校、医院、车间和军队等制度中被权力机制规范和塑造成为主体的，规范的手段包括作息时间表、监视措施、规训和奖罚等。1980年代福柯被认为进入自我伦理学阶段。他最初是热衷于对理论话语和知识型进行考古学研究；继而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系谱学研究，即主体是如何在主流话语实践中被构成和塑造的，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话语权力机制；最后他转向了对个体同一性的塑造技术的伦理学研究，倡导适度伦理学(审美决定论，人=生活=艺术品)。
福柯在思想取向上与德勒兹、德里达那一代“1968年思想家一样……深受尼采权力意志’影响，认为权力意志是永恒循环流变的，解构与结构是它的双刃。人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一流变过程中是否存在由低到高的历史进步或由上到下的倒退，而只能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进步’、倒退’等内涵及其形成、变迁的过程”。①因此，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知识、主体、启蒙和进步等观念与疯癫、独裁、罪恶等观念一样，都是各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并无永恒的抽象形式。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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