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塔耶的影响下，福柯对现代理性及其规范的霸道大加鞭挞，而对那些被理性规范排斥到现代社会边缘的疯子、犯人、移民、同性恋者等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如他的哲学博士论文、成名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5/1961)的意图是写成一部“沉默的考古学”，研讨癫狂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他探讨疯癫历史与文化生成、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世界的真理”。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第一章“愚人船”以中世纪末麻风病在西方世界消失为例，福柯说：“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文化)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罗兰·巴特曾经指出：“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②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反对简单地把权力的本质规定成压制，也拒绝权力为国家机器所专属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宏观理论，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阐发权力的生产性、内在性和微观层面。该书描述了从压抑权力模式向生产权力模式的历史转型。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这部著作的书名中的关键词“Discipline”在英法文中兼有规训和学科的双重意义。换言之，任何学科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因此，权力不止是一种用来惩罚的物质力量，更是一种规训和改造人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措施。规训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是一种监督与隔离病人的方法，不久就迅速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福柯借鉴边沁的概念，赋予“全景式监狱”以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蕴涵，表达这种规训(规驯)的话语与权力的微妙复杂的功能性结合。福柯的《性话语史》①则试图在详细地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一部规训身体(性话语)的权力机制的历史。他对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进行宏观的探讨，剖析外在规训在微观层面被主体内在化的机制，认为权力不仅压抑性，而且还塑造出性和性欲主体来。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50
①[法]福柯：《性经验史·译者序》，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4～5页以及中译本“后记”，“封底”，刘北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