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把西方基督教传统解读为杂糅的符号学形式，它合并了激情主体形式和偏执专制形式，对其加以反拨的结果之一即是宗教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二希文化的结合导致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潮发展成为灵肉二元论，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cogito)就是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二元论的典型形式。德勒兹于1962年解读尼采，把理性视为一种主要的“反动力”。理性/情感(灵/肉)固定的二元论与游牧的流散性质的多元论恰成对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取向显然看重的是多元流变的游牧论。
在此意义上，这种后意指符号论的超验主体模式是直接与游牧符号学相对立的。如前所述，游牧符号论是一种反意指的符号学。它抵抗希伯来一神教的极权体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机器，例如国家机器和霸权主义。游牧论(nomadism)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独裁、等级制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类似地，其块茎的本质特征是宇宙混沌无序的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游牧论在定义上是与上帝无所不在的教义和笛卡儿主体理性中心主义cogito(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普遍性相悖立的；反之，它与特殊性的表达式相关联，与具体的犹太民族相联系，因此也就与一个特殊的种族及其历史语境相关联。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主体化的极权主义过程最纯粹地体现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之中”，他们提倡游牧思想以对峙权威化、绝对化、普遍化的超验主体性，认为历史并非基因的叙事或进化的叙事，而是游牧的旅程图式。德勒兹曾经说尼采的思想就是游牧的思想。同样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也是游牧的思想，是一种游牧美学。
但是，这里似乎也存在某种悖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游牧”概念所建构的这种意义模式，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基要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多元性、多声部的漫游与生成，恰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另一方面，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是游牧的主导内驱力；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构想的游牧“多声部”模式的背后，又掩盖了其游牧本质的基要主义性质。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符号论依赖于一种活力论的形式。这种活力论在历史编纂的年鉴中是无法找到的。德勒兹认为游牧“没有历史”，“只有地理学”。①因为历史是极权主义和权威叙事的产物，历史总是拒斥游牧者。游牧的“逃逸线”是试图从历史中逃遁的一种努力。②德勒兹和加塔利由此在其多元符号论和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化与力量取向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文化叙事。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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