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效忠于否定式(法律、限制、阉割、匮缺、空隙)的陈旧范畴，西方思想长久以来把否定式奉若神灵，视之为力量的形式和现实的通道。要钟爱积极和多元的事物，差异性胜于一致性，流变胜于统一，动态协调胜于静态系统。相信生产性不在于固着不动，而在于游牧。
不要认为想成为斗士就得忧心忡忡，即便是人们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可恶的。唯有欲望与现实的联系(而不是退缩到其表达形式中)才拥有革命力量。
不要把思想作为政治实践的真理基础；也不要怀疑政治活动，将其仅仅作为推测，作为一种思路。要把政治实践作为思想的一种强化剂，把分析作为政治活动介入的形式和领域的倍增器(multiplier)。
不要求用政治去恢复个体的权利，因为哲学对个体作了界说。个体是权力的产物。要通过多元化、移植变形、异质合并的方式“解个体化”。群体不必是将等级制的诸个体统一起来的有机的束缚，而应是解个体化的永动机。
不要变得迷恋于权力。
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很少关注权力，他们甚至一直试图将与其话语相联系的权力影响中性化。故此本书中到处都是游戏和陷阱，对它的翻译需要真正超凡的才艺。而这些陷阱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修辞的陷阱；后者左右读者而不使其意识到被掌控，最终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取胜。《反俄狄浦斯》的陷阱是幽默的陷阱：众多的诱惑邀请你走出来，当你离开文本之际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本书常常引导你，使你相信全都是开玩笑和做游戏，而这时却出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极为严肃的东西：寻觅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踪迹，从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①
福柯在“序言”中强调了20世纪中叶欧洲的思维方式、政治话语和道德伦理三个维度，以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符号系统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福柯提醒读者“把《反俄狄浦斯》当作一种新的理论参照来读是一种错误”，他建议最好把《反俄狄浦斯》读解为“艺术”，把法西斯主义与伦理学的对立视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构想的一个组织原则。法西斯主义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个体的无意识深处的微观欲望。因此，反俄狄浦斯不仅仅是反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能够极为有效地激发和利用了芸芸众生的欲望”，而且还是反对“居于我们大家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日常生活的法西斯主义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危险性，铲除掉它们的任务也更为艰巨。社会历史现象和语境侵扰着所有形式的思想运作，甚至哲学概念的创造亦非完全纯粹的。因此，德勒兹哲学不仅具有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基要主义的思想特质，而且也是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反法西斯既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维度，也有隐匿无形的伦理维度。从分裂分析和微观政治哲学的视角而言，反俄狄浦斯要超越历史维度的反法西斯及其权力，也就是超越政党或国家的斗争，而将其拓展到伦理的、文化的、家庭的、个人的和利比多的领域。卢梭曾经说，最有意义的法律不是镌刻在大理石碑或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同理，最可怕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已经变成我们内心欲望的“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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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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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xi\~xiv,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