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冷漠本身而言并非是受冷漠的；考虑到最终解决的成功，这种冷漠就必然不会是遭到冷漠的。正是那些没有能够转变成暴徒的群众瘫痪了，即一种由权力显现所释放的魔力和恐惧所造成的瘫痪，使得问题解决的致命逻辑可以无拘无束地自行其事。用斯多克斯的话来说，“在那一政权起初还不够稳固时未能成功地抗议其残暴措施，致使无论这些措施的逻辑顶点多么有害和不正确，也不能被阻止而不出现。”即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并仍然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异类恐惧症的广度和深度显然已经足够使得德国公众不会反对暴力。纳粹分子可以找到大量机会印证大多数德国人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的事实。在对德国人态度颇有分寸的诠释中，萨拉·戈尔顿引用了纳粹官方报告，这个报告生动地描述了纳粹对碎玻璃之夜事件中公众反应的失望：
任何人都知道现今德国的反犹主义本质上局限于政党及其组织，也知道在居民中存在着一些丝毫没有理解反犹主义的群体，他们对此也完全缺乏感情投入。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the Third Reich),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71, p. 460。
斯多克斯，“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的毁灭”(Lawrence Stokes，The GermanPeopl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ry'),《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History), no. 2, 1973, pp. 1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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