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规模较小)。在座谈会期间，鲁本斯坦提出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尽管可能过于感情化的尝试，即根据大屠杀的经验来重读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鲁本斯坦希望发现，是否可以从韦伯所了解、察觉和加以理论化的事物中预见(由韦伯本人和他的读者)到我们知道而韦伯当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已经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或者至少他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在韦伯阐述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而且，在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将纳粹政权的活动必定地描述成暴行。举个例子来说，“德国的医学界或者技术专家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件不是秉承了价值具有内在的主观性、科学具有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中立这样的观点。”而研究韦伯的著名学者、具有高度威望且当之无愧的社会学家，G.罗斯(GuentherRoth)的不满溢于言表:“我完全不同意鲁本斯坦教授的观点。他发言里的任何一句话我都无法苟同。”或许鲁本斯坦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对韦伯形象的损害，因而激怒了罗斯(正是在“预期”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损害)，他提醒与会人士韦伯是一个拥护宪法并且赞同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不应当把他与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他却没有和鲁本斯坦的主张正面交锋。正是如此，他也丧失了一次机会，去认真思考被韦伯界定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并对之做出了最有价值的分析的日益增长的理性统治的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正视社会学传统的经典传承下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的“另一面”；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我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知识(那是经典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是否可以使我们能够以他们的洞见在事物中发现他们虽朦胧感知却无法确知的全部后果。
参看里杰特斯编著，《大屠杀之后的西方世界》(Lyman H. Legters ed.，Western Society after the Holocaust)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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