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系对维持大屠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天生的能力和技能，还在于其固有的不足。所有官僚体系忽略原初的目标、转而关注手段——转变为目标的手段——的趋势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分析和描述。纳粹官僚体系也不例外。一旦启动，屠杀机器就会形成它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它控制的犹太人地区的工作越出色，它就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实验它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国军事失败的日益迫近，最终解决的初始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那么，保持屠杀机器继续运转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集体屠杀的技能之所以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是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我们还记得柏林犹太人办公厅的专家们对那些几乎早已从德国国土上消失的犹太人制定了一项项细致入微的限制；我们还记得纳粹党卫军的指挥官不顾在军事行动中急需技工的事实而禁止国防军保存任何一名犹太人工匠。但就是这样，任何一处的用手段代替目标的病态趋势，都比不上在离东部防线仅几英里的地方发生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离奇而恐怖的屠杀事件，德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无法估价的轨道手推车、发动机、军队和管理资源从军事任务中调离，去为德国居民清洗他们永远不会涉足的欧洲偏远地区。
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要进行这样一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比方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或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因此，不同寻常和鲜有发生的仅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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