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和思想的基础就已经被铺垫好”，并且生物医学“在纳粹种族计划的策动、管理和执行中扮演了积极的甚至领导性的角色”。普洛克托对一百四十七家纳粹德国出版的医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不辞劳苦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怀疑的生物医学家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处在对其职业异常狂热之边缘的人。在希特勒上台后，编辑委员会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只替换了一小部分人(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撤换了犹太人学者)。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沉默的德国学者有着大量的同伴。最引人注意的是，教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的教会。面对有组织的非人道所表现的沉默是经常不和的教会之间惟一的共同之处。他们中没有人要求归还他们受到嘲笑的权威。没有一个教会(由于与单个、大多数是孤立的牧师有所不同)承认对发生在它曾宣布属于其领地的国家之内、由其牧师所主管的人(希特勒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教会)所犯下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一个教会坚持它的权利，对其教徒进行道德的审判并把忏悔强加在刚愎自用者的身上。
更确切地说，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同时，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旷日持久而经常是令人痛苦的文明化进程甚至连一个坚固的防止种族灭绝的屏障都建立不起来。那些机制则需要用行为的文明模式以不与作恶者们的自以为是相冲突的方式来协调犯罪行为。文明对非人道的厌恶在旁观者中被证明还不够强烈，而无法促成对非人道的积极反抗行为。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他们是孤独者；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法改变。”
普洛克托，《种族卫生：纳粹统治下的医疗》(Robert Proctor，Racial Hy-giene :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p.4,6。
普洛克托，《种族卫生》，pp.3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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