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不道德团体利用其对身体暴力和强制的垄断驾驭现代国家的强大机器时，作为反对野蛮的护卫措施并备受吹捧的现代文明的成就，遭受了失败。由此证明，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结 论
如果我们现在质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民主的崩溃(或未出现)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然而，一旦旧权威的力量和控制系统被破坏——尤其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完成，政治民主就不会很快地出现，而付诸实践则更要迟一些。这种空白期和不稳定的情形一般发生在影响深远的、成功地使社会力量之旧构架瘫痪而又还没有代之以新构架的革命期间或者之后一—并因此而造就了一种事态，即政治和军事力量既没有达到平衡，也没有受到有实力、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可以说，这种情形在前现代时期也出现过——接踵而来的血腥征服或长期的内部斗争，有时会导致社会公认的精英几乎全部毁灭。然而这种情形可想见的后果却有所不同。在这之后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战争的破坏极少会向下抵达社会控制的基层的公共网络；公共管制的社会秩序的地方片区暴露在暴力和掠夺的反复无常的行为面前，但在地方层次以上的社会组织解体后，它们还有自己可以依靠。一般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中即使是对传统权威最沉重的打击，与现代的剧变仍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第一，前现代社会剧变后，最基础的、对秩序的公共控制仍然完好无损，或至少尚可运行；第二，由于高层控制的社会组织瓦解，在各地之间存留的一切交换再次遭受不协调力量的自由支配，因此前现代社会剧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超地方层次的有组织行为的可能性。
四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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