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用于戒备的工具似乎是短缺的，而那些看似能够为犯罪计划效劳的机构，或者(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无法防范完成普通任务的活动带上犯罪性质的机构，却并不短缺。研究信息技术(一个公认近期研制出的新技术，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还没有出现)的社会影响的最敏锐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怀贞鲍姆认为，产生屠杀性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已经增强了：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当人性无法将目光从所发生的事情身上移开、当屠杀者自己拍摄的照片开始四散传播、当令人同情的幸存者再次进入视线时，人性暂时颤栗了。但到最后，一切如旧。同样的逻辑、同样冷酷无情地对计算理性的应用，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杀害至少与已成为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的受害者一样多的人。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地危险。
而且.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发展起来为它效劳的人类网络在当前和以往一样道德盲目的原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1966年，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被发现二十多年后，一群杰出的学者设计了堪称科学上精巧和典范的电子战场计划，以协助越南战争中的将领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同那些被他们交给他们的赞助者的意见所产生出来的武器系统致残和杀死的人保持着巨大的心理距离。”②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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