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中全部已有的和组织化的精英们以一种无声的寂静伴随着隔离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人本可以振臂高呼，抗议迫在眉睫的灾难，使之为世人所知。可以猜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如果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出于各种原因是异质的、令人不快的，那么计划对之进行清除就会赢得广泛的赞同。不过，这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也不是最致命的原因。纳粹攫取了国家权力，却并没有改变职业行动的规则。从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开始，这些行动就一直忠实于理性的道德中立原则和对理性的追求，而决不会屈服于与该事业在技术上的成就毫无关系的各种因素。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中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他们赋予了自己保护“追求知识的志向”的权利和义务，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边。只要想起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德国科学机构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的积极合作，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美国的利特尔坚持认为那种沉默与合作越不使人吃惊，就(或者至少应该是)越令人忧虑：
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设计并建造的，它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带来了信任危机。屠杀集中营跟它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很多代人以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
⑧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IanKershaw，Popular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pp.359,36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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