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舍弃权力的故事常常都是自愿放弃的故事，”—费斯特写道—“如果有人提倡抵抗，那也只是抵抗自杀的诱惑。”而在某种程度上，在纳粹式的“有序生活”中，从受害者变为附庸的知识分子发现并没有多少自杀的理由，而是有充足的理由自觉自愿地，有时候是一腔热忱地去投降。
⑩ 贝尔岑，“物理科学”(Alan Beyerchen，‘The Physical Science')，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158—9。
坡里雅科夫，《反犹主义的历史》，第 3卷（Leon Poliakoff，The History ofAntisemitism ,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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