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面。
这种安排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所要求的观念与信仰以及它所鼓励的行为，给纳粹的总体规划提供了合法性，使之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包括受害者在内。在争取微不足道的特权、享受赦免的身份或者仅仅是已属于整个毁灭计划之内的延期执行(stay of execution)的同时，受害者和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都默认了这个计划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果一两个人根据他过去的特长享有免于职业禁令限制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有人同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长，那职业禁令就是理所当然的。
承认这些特权类型在道德上的灾难，是每一个被要求在他的情形中有所“例外”的人都暗自承认了这种规则，但很明显，这一点从来没有被那些奔波于获得“特殊情况”，以此来要求予以优待的“善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们所掌握……比如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卡兹特纳(作为一名匈牙利的犹太领袖，为把一些受他监护的人从死亡集中营救出来而与纳粹展开过谈判)为成功地拯救了纳粹于1942年公开宣布的一类“杰出犹太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在他看来一个有名的犹太人并不就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活下来的权利。
在争取赦免的过程中，有充足且各不相同的机会来增加这种规则的权威性(到最后，它被当做一种寻求个人特权的权利而得到巩固)。在大屠杀的每个阶段，虽然形式变动不居，但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对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就特别丰富而精细。那些在一战中曾为德国战斗的，在战斗中负伤的，以及因作战英勇而被授勋的犹太人都被宣布属于特殊情况，很长一段时期内，功劳略逊一筹的同胞遭受的限制大多数对他们不起作用。这种本身乃是例外的规则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具普遍性的规则上引开了。在这种规则中，只要同时接受使一般规则和例外情况都算得上合理的假设—“正常的”犹太人、“这样的”犹太人不应当享有德国的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普通权利—那么不管是谁在其中发现了个人机会都可以要求获益。这种规则招致了连连不断且论证严密的申诉、一封封的推荐信、支持有名望的个人、朋友或者生意伙伴的从中斡旋、急切地寻觅文件和证据等等，这一切为反犹太法案生成的新事态得到风平浪静的和解贡献非凡。一些正义的非犹太人尽其所能为他们认识、喜爱或者尊敬的人确保权益，在他们给当局的信中强调，因为这个特殊的人为日耳曼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不应该受到残酷的对待。教士们忙着保护转变信仰的犹太人———犹太人中最初的基督徒。在这里面，个人需要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犹太人，以抵制歧视和迫害的原则，被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或者至少得到了人们的适应。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1卷，pp.78—9,76。
⑩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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