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有些人和群体过于急切地坚持自己有独特的品质以及获得更好待遇的权利。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里，“原有的”犹太人和“迁入的”犹太人之间众所周知且处处存在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先例在于安居乐土且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犹太社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敌视那些粗鄙、无知、操一口依地语的东欧同胞，在他们看来，后者令人生厌的鲁莽对他们自己来之不易的受人尊重是一种威胁。(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英国古老而又富有的犹太家族不惜替为躲避俄国屠杀而逃难的穷困潦倒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犹太大众支付返回的费用;在德国，“比德国人更德国化”的家世古老的犹太人“想要摆脱反感…将其转移至贫困而未被同化的外来同胞的身上”。造成这种对东欧小镇的犹太人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立场的老传统妨碍了西欧的犹太社区领袖把东部犹太人的命运理解为他们自己将来命运的一种模式；命运没有了共同性，可以想像，如此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也就产生不出团结一致的策略。当英国广播公司在荷兰广播发生在波兰的集体屠杀的消息时，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大卫·科恩，斩钉截铁地否认了它会与荷兰犹太人的未来有什么关联：
现代性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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