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接受犹太人区的封锁同时就意味着被操纵在德国人的手心。站在一个长期的跨度里来看，犹太人区展示了它们扮演的汇集工具的角色—这是通向驱逐和毁灭之路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而同时，犹太人区也意味着一个德国官员可以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施以完全的监视当然是在犹太人自己的帮助之下：他们提供文职和体力劳动，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社区基础结构，并设立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在此意义上，犹太人的一切自我管理等于客观的合作。犹太委员行动中的合作成分注定最终会以牺牲所有其他的职责为代价膨胀起来。在保护犹太人利益的旗号下，昨天所采取的理性决定改变了行动的情境而使今天要做出理性的决定已经变得困难得多；而明天必然已彻底失去了进行理性选择的可能。
特伦克对犹太委员的权威研究已清楚地揭示了犹太委员会在面对更为烦乱和严峻的问题时，为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进行过疯狂和凄绝的斗争。在德国人强大的力量面前，在反犹战争的官僚机器的完全放弃道德自抑面前，他们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没有一个选择不服务于德国人的目标。德国的官僚机器为一个由于非理性而不可理解的目标而运转。这个目标就是消灭犹太人；他们中的所有人，老的和少的，残疾的和强壮的，经济的支柱和潜在的经济财富。因此，犹太人没有办法讨好执行毁灭的德国官僚体系，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有用，或者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变得受欢迎或至少可以被容忍。就是说，对犹太人而言，这场战争在爆发以前就失败了。而在战争的每个阶段仍然要做出决定，要采取步骤，要理性地追逐目标。每一天都有理性行动的机会和需求。正是因为大屠杀行动的最终目标蔑视一切理性算计，所以它的成功可以建立在其日后的受害者的理性行为之上。在屠杀被构思策划很久以前，K，这位在卡夫卡小说《城堡》中虽足智多谋却倒霉的土地测量员就遇到了相同的经历。他在孤独地同城堡战斗当中失败了—不是因为他的行动非理性，恰恰相反，他尽力在与权力的互动中使用理性。(他错误地设想)这个权力可以对理性的建议做出理性的回应，而在事实上它却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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