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这个结果能够被实现,就要制造出这样的表面现象:选择性生存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可行的,因此,受自我保全之旨趣操纵的行为也是理性和明智的。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恶名远扬的卡茨纳(Resvö Kasztner)在折磨人的招供中说,“一开始,向(犹太委员会)要求的东西相对而言并不重要,都是以物质价值来相互交换的东西,像个人的财产、钱和房子等。不过,后来就要人们的个人自由。而到最后,纳粹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理性原则内在的道德冷漠因此被推向极致并被完全利用。在受到训练去追逐理性成就的行动者当中存在,但只要没有暴露在极端的考验面前往往就蛰伏不动的潜能,在此却淋漓尽致地爆发出来。在令人目眩的光亮中,自我保全的理性被展示为道德责任的敌人。
根据一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在1942年的复活节,索可利的特派员命令当地的犹太委员们运送镇上的所有强壮男子。在指定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去报告他的努力没有奏效时,
特派员立刻大发雷霆,打倒了他,还敲他的头,抽他的脸。他扯断了他的怀表,大声叫嚷:“在半个小时内必须给我聚集起来,否则我就要枪毙你们这些委员。”这又给犹太委员们一惊。转瞬之间,他们都成了另外的人。他们十二个人带着帮手和助手奔走于犹太人小镇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把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和小孩都拽出来。没人能阻止他们。然后他们把所有人排成队。如果有“装病的”不出来,他们就说阿斯莫狄斯会枪毙整个犹太委员会。于是十五分钟之后,大街上挤满了人,犹太委员们让他们以两列纵队行进。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 x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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