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统治之欧洲的整个广阔地域内，类似这样的场景以可怕的节律重复地上演。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死，要么让别人去死。很多人选择的是延迟自己的死，以及延迟其亲朋好友的死。在自我利益驱动下，扮演上帝变得更为容易。
不可能说清楚有多少选择“弄脏他们的手”的人确实巴望着能活下来。自我保全的本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遇到了极端的挑战。如果拿普通生活中做不那么富有因果联系以及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的标准，来对在那种选择的条件下人的行为做判断，是不公平和错误的。在普通生活当中，自我利益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常常也有很尖锐的冲突，但很少是如此的不可调和，或者很少要做出无可挽回的选择。而且，一般的冲突很多都是在其他的大多数人不必做出具有同等道德强度的决定的环境当中被一个个地面对——因此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的标准。在阶段性毁灭过程中的犹太人区里，这样的环境被有效地破坏了。在穿过一圈一圈的地狱之环的通道上，把理性的个人利益压在下面的道德义务的权威所残留下的一切都被“渐渐地抹平了”。每一个官僚体系的正常程序——贬低或者清除包括来自道德的一切抵抗力，更为稳当和便利地获得服从——在此被推到了极点，其具有的潜能也被展现无余。受害者道德的堕落使他们与其迫害者的计划进行合作变得更为容易。使受害者面临这样的选择，即那些活下来的“适者”都只能带着肮脏的双手从考验中挺过来，设计者们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区的居民将越来越向一个谋杀的帮凶集团转变，这样道德麻木和道德冷漠也会增长，使得他们损坏甚或彻底砸烂所有通常用来对源自赤裸裸的自我保全本能的压力进行控制的闸门。
引自特伦克，《犹太人对纳粹迫害的反应：灭绝过程中集体和个体的行为》 (Trunk, Jewish 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Behaviour in Extremis), New York:Stein & Day, 1979, pp.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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