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身体距离与纯粹心理距离的作用被伤害性行为的集体特性进一步增强了。可以猜测，即使不考虑理性的组织与管理所产生的行动在经济上与效率上有明显的收益，单单压迫者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应该在促进残酷行为的产生当中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宫僚化麻木和无情的效率中，相当一部分可归结为原因的要素不是劳动分工或者命令等级的理性设计，而是这样的一些要素：娴熟(而又不必然是有意或者有计划地)利用合作行为所具有的自然而然塑造群体的趋势，即一种总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官僚组织通过使它的权威可以控制笼络新成员和指定其对象，就能够控制这样一种趋势的结果，并确信这将导致行动者(比如，组织的成员)与行动的对象之间出现一条日渐加深且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就如此简单地将行动者转变成迫害者，将对象转变成受害者。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一不小心踏入泥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要从中自拔之所以相当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每一步迈出的努力都会使自己陷得更深。个人甚至可以把这泥潭定义为一类被如此构造的绝妙的系统，不管沉陷于其中的对象怎么样移动，总是增加了此系统的“吸吮力”。
序列化的行动似乎与此具有相同的性质。行动者发现他必定要继续坚持行动的程度与很难从中跳出来的程度随着各个阶段的相继而逐渐增加。起初的几步很容易，即使有点道德的折磨，也是微乎其微。但紧跟而来的步伐就越来越令人恐惧。到最后，那样做就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了。但是此时放弃的代价也已经加大。因此，当对放弃的阻碍极其微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时，放弃的冲动也很微弱。而当这种冲动加强的时候，在每一阶段它所遇到的障碍却都强大得足以使之平衡。当行动者被退出的欲望所笼罩的时候，一般来说已是为时已晚。米格拉姆把系列化的行动列为主要的“制约性因素”(即把被试者困于其情境中的因素)。那么，很容易做的就是把这个特殊制约性因素的效力归结为被试者自己过去的行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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