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那些集体活下来的人—那些有时只能作为旁观者的战士，那些有时害怕变成受害者的旁观者——是应该感到耻辱，还是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问题仅仅在于羞耻感的释放有助于恢复令人畏惧的历史经验的道德意义，并因此有助于驱除时至今日仍困扰着人们的良知、使得我们为了与过去和平共处而在当下对保持警惕掉以轻心的大屠杀之幽灵。不是在荣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以在道德上纯洁的羞耻感为荣同以在道德上败坏的荣耀感为耻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一个陌生人敲我的门，并要我牺牲我和我的全家来保护他的生命，我不能肯定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已经逃脱了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拒绝庇护，那么我完全能够向别人和我自己交代，数数所救与所失的人，赶走陌生人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决定。我也可以肯定，我会感受到那种不合理的，末名的，但却是再人性不过的羞耻。不过我也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种羞耻感，那么赶走陌生人的决定到死都将会使我心地败坏。
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
八事旨的思考：理性与着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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