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所有这些表面上敌对的措施同时又是社会整合手段。它们解除了“内部的外人”必然会给主人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生产所带来的危险。它们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在其中可以去想像没有摩擦的共处。它们给出了行为准则，如果这些准则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就能在这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保证和平的共处。正如齐美尔所解释的，仪式性的制度化将冲突转变成了群体分化(sociation)和社会聚合的一个工具。只要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分离就不需要态度上的敌意来支持。商业活动简化为严格仪式化的交换也只需要遵循行为准则，以及培养对违背准则的行为的反感。当然，它也需要分离的对象承认低于主人社区的社会地位，并同意主人居民有界定、实施或改变这种社会地位的权利。然而，差不多在犹太人大迁徙的整段历史中，法律总是一个特权和剥夺的网络，而法律平等特别是社会平等的观念却闻所未闻，或者从来也没有被当做实践的主张。直到现代性到来之前，对犹太人的疏远只不过先定的存在之链各个环节普遍分离的一个例子。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是从其他的隔离事例中把犹太人的隔离挑选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意义的特例来进行理论化的。前现代欧洲的知识精英一—基督教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跟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积极地探寻蕴涵在生命历程之自生自发性当中的随机性和逻辑性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犹太人是一种怪人，是无法清楚地去认知并赋予宇宙之道德和谐的实体。他们既不能被归入尚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也不能被归人堕落的异端，这两类人标志着两道基督教世界狂热守护着的并且也是能够守住的边界。因此可以说，犹太人尴尬地跨坐在屏障之上，对它的不可逾越性构成了威胁。他们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同时又是其心怀不满与怨恨的诋毁者。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的抵制也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没有严重危害到基督教真理的异教徒的无知的表现而不予理会，也不能当做——从原则上说——一只迷途的羔羊可以弥补的过失而一笔勾销。犹太人不是简单的皈依之前或者皈依之后的异教徒，而是被给了机会去承认真理却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的人。他们的存在对基督徒论据的当然性构成了永久的挑战。要击退这个挑战，或者至少降低它的危险，就只能把犹太人的冥顽解释成恶意的蓄谋、不良的企图和道德的败坏。让我们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论述当中作为反犹主义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要被再三提及的因素：就是犹太人与基督教是相生相伴的。正因为如此，犹太人跟基督教世界里所有其他令人讨厌和无法被同化的群体不同。与任何一个异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因此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基督教实质性的他我(alter ego)。
现代性与太屠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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