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人软弱的精英们迫切地利用犹太人的热情来推进他们统治混杂的种族、语言和宗教社群的要求。而这些社群生息的古老土地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他们梦想着去复兴的大立陶宛(Great Lithuania)的土地。总而言之，政治精英们就是喜欢利用犹太人做各种各样不愉快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但他们自己不情愿去做。这样在多个方面都是便利的。一旦犹太人的服务丧失了急迫性，就会轻而易举对他们做出处理；“把犹太人放到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就会受到原先犹太人为精英们去监管的大众的欢迎，并在现在已经坐得稳稳当当的精英们想让大众们品尝的苦酒中加进一点点甜味。
但是，即使是精英们都无法完全相信犹太人的忠诚，哪怕是暂时的。不像那些“生而即是”民族共同体之一员的成员资格，对于犹太人，他的成员资格意味着进行选择，因而原则上如果“进一步留意”，就可以被废除。民族共同体(甚至还有它们的领土)之间的界线仍然不确定并处于争端之中，满足是行不通的，警戒就是当时的秩序。路障被设置起来用于分隔那些把它们当做通道使用的人，这些路障也是他们的悲哀。看到一大群人自由地从一个民族的要塞跳到另一个民族的要塞必然会激起深深的不安。这是对所有民族—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的藐视；这些事实就是民族统一体的民族性、遗传性和天然性等特征。短命的自由主义的同化之梦(以及，更一般地说，概念上的“犹太人问题”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势必要通过自愿的、乐意接受的同化过程来解决)由于民族主义和自由选择思想之间本质的不协调而破灭了。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矛盾，始终如一的民族主义者到最后都愤恨他们自己民族的吸收力量。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民族崇拜者对民族之优点过多的赞美。他们会把这样一种赞美当做赋予赞美者—越热情越高昂越好——那种庇护者之仁慈的条件，而这种仁慈也伴随着受人庇护的身份。但是，他们不会宽恕为获得成员资格而崇拜(即使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崇拜，一种等同于放弃自我的效仿)。正如邓奇对所有被庇护的民族的简练忠告所言，“使尽浑身解数宣布信仰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这是角色的一部分。不过不要去对它的实现抱以期望”。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