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认为：“一个罪犯要受到惩罚；而罪恶就只能被灭绝。”
长期对犹太人的排斥只有在现代的、“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形式中，才能说成是一次卫生运动；也只有在犹太仇恨的现代化身中，犹太人才被指责是携有根深蒂固的罪恶，且带有无法分离的内在缺陷。而在此之前，犹太人是罪人；就像所有的罪人一样，犹太人必将因为他们的罪恶而在现世或超俗的炼狱里遭受痛苦——去忏悔，有可能的话去获得拯救。他们的痛苦将被看见，这样罪恶的后果和忏悔的必要性也就可以被看见。观望罪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哪怕罪恶最后受到了惩罚。如果有疑问，请参考怀特豪斯(Marry Whitehouse)。]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森伯格抽象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y)一样，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同样独自清晰地阐释了这个观点：“根本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惩罚将犹太人带回到文明化人类的羊栏。他们永远都是犹太人，就像我们永远都是雅利安人种的成员。”但是，与“哲学家”罗森伯格不同的是，戈培尔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掌握着令人敬畏和无以抗拒的力量；况且，得益于现代文明化成就的政府一能够构想没有癌症、害虫和杂草的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将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如果没有种族的构想，也就是说没有地方性的、致命的、从原则上说是不可医治的并且能够繁殖直到被阻止为止的缺陷，是很难或许不可能形成灭绝一整群人的观念的；如果没有业已确立的医学实践(既包括针对个体身体的医学领域，也包括其大量类比的应用)，同时如果没有医学实践规定了健康和常态的模式、隔离的策略和手术技术，同样也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想法的。而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由于这些原因，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看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是说，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件。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87。
②戈培尔日记，摘自《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纳粹大屠杀文集》，p.311。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