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我相信，艺术活动具有一种本体论的重要性，那也是创造性视角下考察的一切劳动形式的重要性。而劳动无疑会变得更为突出，因为随着生产模式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具认知性。它的特点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商品生产的更新，它们的循环，再生产的语言特性的浮现，再生产的虚拟的、网络的、协作的价值化，等等。
艺术研究坚持这本体论的重要性，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方面，我总会想到，维也纳学派的贡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转折点上，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它的作者们在同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Riegl)一起分析罗马晚期和拜占庭的工艺时，揭示了艺术制作所包含的社会力量和模型的整体，并因此抓住了其本体论的过分规定。那么，得以突显的便是艺术意志(Kunstwollen)，也就是，艺术制作的独一欲望以及全部技术在那些被认为运用了技术的人周围的四溅；或者，再一次，主体和客体通过生产，在历史进程当中实现了重叠。所以，这本体论的过分规定也是劳动的过分规定:艺术意志激发了工艺，而工艺追求艺术意志。
那么，罗马晚期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常常如此。艺术意志对它描述的各个时期而言会是普遍的，但每一次，它都通过某一方式，采取了独一的形式；在那样的方式里，它包含了材料的整体，选择了它所利用的生产模式，并调动了品味和需求。艺术意志是这样一种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当它得以实现的时候，它绝没有失去其自身的时空规定；然而，它更新了它自身的时代。此时此地，它以一种认知的方式，通过展现生命的一种“正在形成的形式”(forme formante)而完成了这一使命。技术手段变成精神的(也就是，认知的);反之亦然，智力变成了技术和劳动。
附言|变形记:艺术与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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