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让我们回到这段插曲的起点，我的意思是，回到我们跟随艺术史的发展而停下脚步的那一时刻——也就是，1968年左右，我认为，那个转折点代表了大众化工人的终结。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一时刻所打开的阶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艺术和劳动—两者都受制于全球化，受制于生命经验在资本主义中的处境—已变得抽象。然而，它们的主体和它们的客体，在一场游戏里，相互指涉；而那场游戏，恰恰就是生产的游戏，其中不再有任何的“外部”。那么，在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我们要把“美”的出现，定位于何处?我们要如何凭借艺术制作(faire-art)的意志来穿越抽象化？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打开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强调，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异——或许是一个人类学的变异。今天，在我们的生存中，创造的事实已不再和自然有关；如果我们抛弃我们所惯常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甚至不再是一种升华。创造，不如说是一种过度(démesure)，一种超脱，它揭示了生产性的一种剩余。那么，恰当劳动力是认知性的时候，艺术表达的欲望也无处不在地呈现自身；当工人大众把自身转变为独一劳动者的诸众时，艺术行为也授出了生命形式，而这些生命形式又变为了世界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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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