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福柯，我们知道，他在对一个时期的阐释中，把知识型(épistémè)的概念当作了基石；但与此同时，他把一个时期的发展置于革新的边缘，事实上，也就是，置于不连续性的节奏当中。其实，福柯频频地——这并非偶然——坚持混合，坚持界面的过程，从中就出现并实现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型的转变。对于“什么是作者?”这一问题，他从1969年起就会回答道:“说话者是谁并不重要!”而两年后，关于马奈，福柯的话语已然确立了艺术姿态的变形得以发生的种种形式:马奈—“物画”—“这正是人们最终可以摆脱再现本身，并允许空间玩弄其纯粹的特性，其物质的特性的基本条件”1。
所以，这两位作者——狄尔泰和福柯——相对于那个把我们带向后现代性，带向非物质劳动在艺术场景中的霸权地位的转折点，他们分别代表了一种“之前”和“之后”，那么，他们为什么重要?因为，经由他们，历史和本体论从此强有力地交织起来。正是在那里，由于这样的交织，生命政治我认为—出现了。
附言|变形记:艺术与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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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米歇尔·福柯，《马奈的绘画》，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43。有改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