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继勒鲁瓦-古尔汉(Leroi-Gourhan)和西蒙多(Simondon)之后,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已格外有效地阐明了这一转折点。斯蒂格勒事实上抓住了人类起源(anthropogenèse)和技术起源(technogenèse)的统一化趋势，由此，世界被暴露给了一种真正的机器转向(tournantmachinique)¹。认知型劳动生产的对象改变了主体——不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就像海德格尔那里一样，而是像康德那里一样，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艺术彻底地暴露了(也就是说通过技术揭示了)这“真理的秘密”，即主体在一种持续的相互关系里进行生产。一旦进入循环，进入那把内部和外部构成成分和构成之物联系起来的曲流，“深度”就能够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浮现。康德的图式这是现代哲学的最终困境，围绕它，人耗尽自身并完成了他的死亡——不再从崇高中得出它的结论，而要到一个圆环中寻找，那正是构成的圆环:介于主体和技术客体之间，因为后者也将自身呈现为一个主体。在斯蒂格勒那里，人的生成(le devenir humain)，经由人为他自己配备的假肢的拓展，构成了认知型劳动在其自身中预示的最终命运。变形就是艺术行为之本体论深度的面容。
附言|变形记:艺术与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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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斯蒂格勒与多南(N.Donin)合写的文章《可感性的机器转向》(Le Tournant machinique de la sensibilité)，发表于《方法论手册》(Cahiers de méthodologie),2004, 18:7-17。——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