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蒙多的个体间的(inter-individuelle)或跨个体的(trans-individuelle)阅读则通过技术对象本身的构成，描述了其面貌和运动。但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我们把握并理解认知型劳动产生的艺术现象的特定稠度。事实上，那样的现象将自身呈现为某种超出了其自身的东西，它一在一个不知“外部”为何的世界里——超越了其生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方面，它自身呈现为诸众之超脱。
跟随这一“本体论的深刻性”——维也纳学派曾如此强有力地把它描述为艺术生产的阐释性符号——我们抵达了第三点。事实上，我们必须指明，诸众的事件是一种向共同性(le commun)敞开的超脱。那么，艺术生产就穿越了工业并建构了共同的语言。所以，一切生产都是一个交流或共同化(communication)的事件；而共同性则通过诸众的事件建构起来。这就是它如何得以规定的:这种更新认知和行动之机制的能力—在今天，在认知型劳动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艺术的。
在我停止之前，我要考虑最后一个难题。我已强调了生命政治。让我们借此重新阅读古典诗人，例如，试着回想奥维德(Ovide)的《变形记》(Métamorphoses)。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生命的一种神话的再现，它从生命中去除了一切必然性的参数;我们迷失于一座迷宫，而构成这座迷宫的，正是占据了整个叙事空间的动物形象、人和诸神的故事、自然的和技术的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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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