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认知型劳动(以及与之相连的生产模式)恰好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一切神话的回响—正如奥维德那里的情形—从此已经消失。在这糊浆里，在我们栖居的世界已然生成的变形中，我们撞见了某种可以说几乎太过真实的东西。有时，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怪物。我们发觉自己颤栗不已。我们希望并非如此—但就是这样:这是当代性的本质。每当我们不得已面对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工作产生的怪物时，每当权力的关系增加之时，我们就被迫承认这点。正如我强调过的——关于那种在机器的主体和机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里必定会被创造出来的“可逆性”—怪物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更确切地说，怪物是我们的一个假肢，可反过来作用于我们，并直接地参与我们的变形。我们越是揭示非物质劳动的具体的和身体的特点，越是揭示认知型劳动的肉——简言之:揭示那构成我们的生命的共同元素(生命政治)——我们就越是察觉这一处境的危险。这里还有另一个悖论吗？无疑，是的:我们越是进入抽象化和非物质性——面对怪物—我们就越是被迫制订种种影响我们肉身性的检验形式，换言之，定义一种生存者之批判的模态。
附 言|变形记:艺术与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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