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性渴望汇合入共同性，但它们也想要保持其自身的自由，保持它们的差异。
第二个阶段是反思性的。它将自身呈现为对共同性之承认的时刻。我们再也不必只以独一性之诸众的形式来行动了，而要像一个经过重构的蜂群一样:它组织了其自身之飞行和自身之运动的形式，就像一个可实施的和/或可飞行的计划一样被给出。它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目的(telos)，它会从底部升起——既属于每一个独一性，也属于所有的独一性。
那么，(单个的独一性)在蜂群之多样性当中的“贫乏”的沉浸找到了它的目的性和爱的凝聚力。通过爱——换言之，通过那种，用斯宾诺莎的话说，以欲力(conatus)和欲动(cupiditas)为基础，形成自身的力量—建构起来的东西，就是身体的团结和精神的决断。一场名副其实的变形就这样在蜂群建构的复杂的多样性内部发生。非物质劳动最终找到了一种伦理的合法性，后者在结构上和它把自身重新发明为生命形式的那种能力有关。艺术将自身定义为一种生命形式而为这种生命形式定性的，乃是其根底处的贫困和其生成蜂群(devenir-essaim)之巅峰处的革命意志。
现在，我们抵达了这场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几年前，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在这方面，他预感到了许多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已经得到了表达的直觉和概念—把这种劳动的表演定义为杰作。我们不应轻视维尔诺的这一解释学的预感。然而，它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刚刚确认了蜂群的形成和非物质(认知型、情感型…)劳动的运作特点之间的同源性。现在，从艺术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共同性必须化身为一个集体的决断，一个共同的政府(gouvernement)。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必须被一种治理(governance)所组织，而那样的治理，则是关于/针对/处在一个个已然建构起来的生命形式(中)的。事物的美恰恰在于共同性的这一伦理-政治维度的建构，在于行动的这一治理，因为共同性的经验——和共同体的一切幻觉相反—恰恰表达了丰富且自由的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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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