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地讲，社会同一性决定并依赖文化价值，同时，这些价值又可以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而发生变化。不存在可明确测定的目标-功能，似乎根据这种测定，社会的超稳定性就能被衡量。杜恩(Dunn)曾就此指出：
一个新行为的适当与否乃是根据它对目标汇合点的贡献来检验的。如果它未能通过检验，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将无法在行为“保留节目”中赢得一个永久性位置。然而，由于在导向目标汇合点方面的失败，这一新行为不仅可能被验明是具有不适应性的新的行为模式，还可能使目标本身的适当性成为问题。简而言之，正如目标形成着对适应性行为的检验进而导致对行为观念的修正一样，行为观念有时亦形成对目标适宜性的检验并导致目标本身的修正。
我不想继续追踪杜恩和卢曼在最高级系统价值的进化意义估价方面提出的建议(系统确立目标)，因为他们没能引导我们走出关于社会生命的自我参照性定义的毫无希望的循环。在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由语言加以组织的，因此，个体经验的客观性乃是结构性地与个体中理解的主观际性缠绕在一起。由于这个理由，社会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那种处于类人猿发展阶段上的样本个体与物种间的工具式关系。提出这样的建议——即把最高级系统价值从当下所论个体知道什么并希求什么的角度工具化——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个体已经在他们的社会中被社会化了，如果这里应该有关于社会超稳定性的规范立论点，我们至多也只能在这样一些语言交往的基础结构中去寻找它们，在这些结构中，社会与其所属成员一起，再生产着自身。物种使自身再生产，是在足够数量的样本能避免死亡的时候；而社会使自身再生产，则是当它们能避免过多错误蔓延的时候。如果有机体的生存能力对于种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检验的话，那么，对于社会来说的相应的检验就存在于生产的尺度和技术性、实践性有用知识的功利化过程之中了。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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