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在把生物学模型转用于历史发展时，还有一个困难见之于下列事实：关于增长中的复杂性的观点，并不足以跨越发展的进化门栏或水平。杜恩曾经建议在三种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作出区分；第一阶段，社会系统是在和外在自然的风险打交道时拓展其整体适应能力；第二阶段，与其它社会系统打交道所需要的适应性成就已经多于驾驭自然所需要的成就；第三阶段，那种和自然与社会环境打交道时发展起来的适应成就已成为反思性的，即对学习的学习。卢曼则建议划分可根据三种基本进化功能的分化程度来进行，即根据变异、选择和稳定化的逐步分离。尽管这些标准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物质，但并不令人满意。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确实能够区分复杂性的程度，但却不能区分进化的阶段。
甚至在自然进化中，复杂性程度对于确定一个物种在进化系列中的位置也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肉体组织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往往被证明是一种进化上的死亡终局。只有当我们知道一系列结构形态变化或反应潜能扩展的内在逻辑时，一个可信赖的进化分类才有可能。这里，中枢神经系统在种系发生比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典型的。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个系统的发展状态去划分不同的物种，我们就必须知道CNS（中枢神经系统的英文缩写——中译者)的一般结构及其发展逻辑。社会进化也是这样，除非我们知道社会学习过程的一般结构和发展逻辑，否则是无法根据社会的发展状态去划分社会的组成的。这里，相应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乃是基础认知结构，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就是在该结构中被创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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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