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根据某种发展逻辑把一系列组织原则顺序化、并确定相应的社会进化阶段时，关于复杂性的分析才能发现它自己的适当位置，从而服务于解释社会在适应生态条件和历史情境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进化。如果我们不能用功能主义关于特殊进化的检验来补充发生学-结构主义对一般进化的研究，个体社会的社会文化形态学就将必然从进化理论中遗漏掉。
4.在总结我们全部思考的时候，我打算再一次回到每种发展理论都具有的规范含义问题上来，甚至自然进化理论都不得不提供某种方向性尺度，以使对形态特征和反应能力的估价成为可能。这个尺度的选择在自然进化的场合显得较少麻烦，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求助于“生存”(或“健康”)的基本价值。有机生命与这种生命的再生产是如此之同义，以至我们并不把所有健康状态的规范性区别归结于观察者，而是归结于生命系统本身。在生命系统中，有机体自己制造着对效果的评价，即自我维持优于系统的毁坏；生命的再生产优于死亡；健康优于孱弱及其风险。进化理论家感到自己被免于作出价值判断，他们似乎仅仅是重复着有机生命再生产形式中已经给定的“价值判断”，这当然是一个逻辑谬误。从生命系统诉诸某些状态而非另一些状态的描述性陈述中，并不存在一条途径，似乎来自观察者的肯定性评价亦将随之作出。
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进化理论家自己也是一种生命存在，他才自发地不仅倾向于把逃避死亡的一般特征当作某种自然现象来观察，而且还赞同它。无论如何，只有这种赞同才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家的态度，他们把进化的方向看作某种好的事物，又根据物种在进化系列中占据的位置，不仅区分、而且评价着这些物种。总而言之，只有在这个假设前提下，那种试图发展出一套进化
180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