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方案的分析式采纳(斯特温(Strawson)的工作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7导致某种关于超验的最简单的译解。每一个相关经验都被组织在一个范畴网络中，在任何其它相关经验中都发现有同样的内含概念结构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种可能经验的基础概念系统为超验的。这个概念否定了康德运用其超验演绎证明超验知识为正当的试图，也放弃了一种权力，这就是可能经验之概念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客观有效性的证据的权力。这样，康德哲学中强烈的先验主义衰变为一种较弱的变体。从现在起，超验研究必须依靠认识主体的资质，该认识主体判断哪些经验可以称之为相关的经验，以便去分析这些材料，达到一般的、必要的范畴性先决条件；每个有关可能经验之基础概念系统的重建都必须被看作某种假说性建议，使之能接受新经验的检验。只有当有关重建的必然性、普遍性之断言不再被驳回时，我们才可以称在所有相关经验中重复出现的概念结构为超验的。在这种较弱的变体中，那种关于结构可以被先验地论证的主张确实销声匿迹了。
但是，上述变更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几乎不可能与原方案相容的结果：人们再也不能排除下列可能性，我们关于可能经验之对象的概念只有在偶然性边界的条件下才可能成功地运用，而这种偶然性边界条件迄今为止已经被自然的永恒性、有规律性所履行了；人们再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可能经验的基础性概念结构已经在种系发生的意义上得到发展，并且在每一个正常的个体发生过程中、在每一个可以被经验地加以分析的过程中屡屡再生；人们甚至不能不认真考虑，某种先验的经验——这是把它作为相对物描述而言——只有对于特定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深扎根的行为系统来说，才是有效的，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系统都使一种特定方略的客观现实化成为可能。由C·S·皮尔士开创的、以超验性为定向的实用主义试图表明，在经验和工具性行为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性联系。而起源于狄尔泰的释义学则试图—与上述先验的经验正好相对——对某种附加的先验理解或交往行为作出适当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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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