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政治学研究应该为命运观念的转型提供原初之领域，这是因为，尽管国家的宣传机器可能把政治视为由命运推动并最终达至一个特殊的天命，但现代情境下的政治实践却把政治认定为一种推测的艺术。政治决断力的实质便是：在采取了一个既定的行为之后需要思考下一步将会怎样，并将这一可能性与其他所有可能性进行权衡斟酌。马基雅维利被誉为现代政治策略的鼻祖，而他的著作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更具有思想上的原创性。他预见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风险和对风险的估算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让幸运女神靠边站。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似乎尚未出现一个能指代风险(risk)的通用词汇，该词汇的首次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则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在英语中，直到19世纪，这个词汇还常常以其法语中的拼写方式risque出现。后来，该词汇的法语拼写形式与其英语化之后的单词形式曾同时通行过一段时间，只是英语化之后的单词首次用于和保险相关的表达。在表示“可能冒犯他人的笑话所隐含的风险”这个意义上，risqu这个词仍保持其旧有形式。[4]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的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既适用于制度化的风险环境，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一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保险业是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也是一个有关掌控时间的更为普遍化的现象之构成部分，这种对时间的掌控我称其为“对未来的殖民”。事物的开放性所要表达的则是社会世界的可塑性，以及人类形塑我们所生存的外在物质环境的能力。虽然未来日益被看成是内在的不可知的事物，同时日益与过往相分离，但那个未来却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一个具有反事实可能性的领地。一旦这个领地被建立，它就会将自己交付给那种经由与事实相反之思维和对风险之估算而实现的殖民化入侵。一如我前文曾提及的，人们对风险从来都不可能达至彻底完全的估算，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相对限定的风险环境中，也总是会出现出乎人们预料和想象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命运已经消失殆尽的环境中，所有行动（甚至那些与既定模式紧密结合的行动）在理论上都是“可依据其风险进行估算的”。就某些特殊结果而言，几乎所有人类习惯和行动都可以就其可能性风险进行整体性评估。抽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再加上人类知识充满变数之特征，意味着对风险的认知会渗入几乎每个人的行动中。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