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心病的物质含量也是较高的。
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至少在与之相关的致死风险方面可以这样理解。从20世纪初开始，不同种类的癌症的发展轨迹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例如，1930年以来，肺癌的致死率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这一持续的态势主要是由于吸烟人群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仍逐年增长之延后效应。而其他种类癌症的患病率却又呈现稳步下降之趋势，专家们对此现象的解释大相径庭。他们对饮食与环境因素是否是癌症之肇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肇因等也持有不一致的意见。
对健康风险的定期且细致入微的监控（即上文已述及的各类信息）便是一个极佳的例证，不仅体现了涉及外部风险的惯常性反思，而且也体现了专家体系和外行人行为之间有关风险问题的互动。医疗专家及其他研究人员为风险情形分析之开展提供了基本材料，但风险分析并非仅仅是专家的业务范围。普罗大众对此也略知一二，即便他们只以粗略和简约之形式对风险进行分析，而且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也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发现能为普通人广泛使用。一般来讲，普通人群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会受到上述研究发现之影响，尽管在行为模式的改变上阶层通常会体现出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专业人群与受高等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因子最大。然而，即便当专家们先前有关改变某种生活方式之号召普遍被接受时，这些人对某一问题的一致看法（如果说有的话）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吸烟曾是某些医疗专家们提倡的一种放松方式，而黄油和奶油则曾被认为有益于身体健康。
随着各种理论的修订或推翻，医学概念和专业术语也在发生改变。此外，医疗专家群体在任何时候实际上都存在关于风险因素以及危害健康之病因等方面的严重的甚至极端的意见分歧。即便是关于冠心病和癌症等严重疾病，也存在诸多另类医疗（alternativemedicine）实践者，他们不同意主流医学界的理论和实践，对重大病症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人过去曾经不为主流医学专家所重视，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受到后者的重视。在这些争论中，健康风险之评价常与“谁才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虽然在任何时间点作出的风险情形分析都是客观的，但是个体或团体对风险的阐释取决于生活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及这些阐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基于有效假设而给出。某种生活方式的某一具体方面一旦形成(例如养成某种特殊的饮食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便很难被打破，因为它很有可能已经与个人行为之其他方面整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外行人群对经由抽象体系筛选出来的风险参数进行反身性调整。故面对这些复杂性时，有些人对几乎所有医务工作者都采取不信任态度，而只是在绝望状态下才去征询其专业意见便显得不足为奇了，他们进而会固执地坚持自己早已形成的那种生活习惯。
第4章命运、风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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