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影响健康的那些危险，后果严峻之风险在理论上一般不会对个体行动者产生直接影响，尽管它们在理论上会对个体的生活机遇造成一定影响。有人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场景中的人们最为忧虑重大灾难可能会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这明显是不正确的。末世论调在中世纪时相当普遍，也有很多文化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充满无数危险。但是这些危险观的经验与性质在某些方面与当今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认知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当今世界的这种风险是全球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即便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都尚未感受到类似的这种威胁。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现代性阴暗面之一部分，而且，只要现代性持续下去，这些风险（或那些可比较的风险因素）便会存在下去。具体而言，只要社会及技术仍保持急速变革并释放出未曾预料到的后果，这些风险便会持续存在下去。后果严峻之风险有着独特的属性。它们所涉及的危险越严重，我们对于所冒风险之真实经验就越少。这是因为，如果事情“出了错”，那么就已经太晚而无法体验了。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那样的重大灾难便让我们初尝了这种风险。一如诸多类似案例，专家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就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包括泄漏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对受灾国家的人口有何种长时段之影响。普遍认为这次核泄漏事故增加了未来某些病症的患病风险，而且毫无疑问对直接受其影响的苏联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去估计一个更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的后果则必然是个反事实的假想，更不用说估测一起相对小规模的核冲突的可能性后果了。
在后果严峻之风险情境中对风险进行评估必然会与常规评估不同，后者所涉及的风险后果都是可依一定规律进行观察和监控的（尽管根据观察所提出的阐释需要持续不断地根据新理论和新信息而进行适时修订和更新)。风险评估本身就具有内在风险性，而后果严峻之风险是最能验证这一论点之领域。在对核反应堆事故的风险进行估算时，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故障树（faulttree）分析法。要画出一个故障树就必须列出所有可能导致反应堆失败的已知路径，然后再列出所有可能导致上述路径的下一层级的路径，并以此类推。一般认为，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便是一种相当精准的风险设计。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对核反应堆安全性的研究中。但是，这也留下了许多无法估量的问题。[16]要对人为失误或人为破坏的风险进行精确计算，则是不可能的事。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便是人为失误的结果。在较早时期，发生在全世界最大的核电站之一美国布朗轮渡核电站的大型火灾也是人为导致的。后来查明，起火原因是一名技术人员以点燃蜡烛的方式来确认是否有气体泄漏，这直接违反了安全工作程序。有些可能导致灾难的路径则未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一些小微风险情境中它们可能被忽略，而对于后果严峻之风险有时也只能通过对数据和假设的回顾式修订才能发现。这种情境就发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从事的一项研究的假设场景中，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在给定的一定强度的核战争环境下食物供应的风险。研究小组后来得出结论，由于许多农作物都会在紫外线辐射日益增加的空气中存活下来并继续生长，故核战争所有可能导致的地球臭氧层减少将不会威胁到生还者的食物储备。然而，研究小组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紫外线辐射水平之增加实际上将导致人们完全不可能在田里将这些作物种植出来。[17]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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