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去拥抱和接受特定种类的风险是风险气候之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特定种类的风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疯狂飙车时的那种快感，与源自特定制度化风险的兴奋感十分相似。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仍坚持吸烟的习惯，体现了个体一种虚张声势的勇气，而从中个体又可以找到某种心理安慰。假设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上述活动可被理解为“培植出来的风险”，我在下文将对此概念进行详细讨论。但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大多数人被动接受开车和吸烟等行为的危险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一般来讲，有两种解释模型。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企业和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机构故意谋划并误导了公众对真实风险水平的认知，或认为它们利用广告和其他制约性方法来保证相当一部分人都卷入此种有风险的生活习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绝大多数外行人对个人身上的或延后的风险并不敏感，即便他们常常对群体性灾难或对“更具可见性”的风险作出过度反应。两种解释都明显倾向于更多地强调人类行动中的非理性成分。尽管它们毫无疑问都指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似乎都不怎么能令人信服。实际上，对上述风险现象产生主要影响的很可能是特定的生活规划和生活习惯的特征。由于具体的活动一般都是一组整体生活方式习惯的构成部分，故个体并非总是（甚至也不经常）针对单个的独立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生活规划解释的是整体的“一组风险”，而不是计算风险行为不同构成部分的含义。换言之，在追求特定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遭遇的一些特定风险，人们可以将其作为上述整体风险之一部分在“可容忍限度”之内接受。
人们会为了自己生活规划内在之一部分而去殖民未来。一如集体未来之情形，未来可被成功入侵的程度是有限的，并且受制于风险评估的各种出乎意料的变化。所有人都形成了一个风险评估组合，这个组合以清晰方式组装起来，包含大量信息并且具有“开放性”；或者这个组合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惯性的。从风险角度来考虑问题几乎已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拒绝”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会带来的风险，即便他们可能选择完全忽视这些风险。在极盛现代性紧张的反身性情境中，依赖“自动领航员”来生活已变得愈发困难，并且不管先前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牢固，人们也愈发不可能保护任何生活方式不受普遍风险气候之影响。
第4章命运、风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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