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论点不应该被误解。多数风险评估是在实践意识的水平上进行的，而且一如下文所要阐明的，基本信任的保护壳可以阻挡绝大多数会对个人生活情境产生冲击的其他潜在性的干扰事件。在极盛现代性的时代，要想“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疑问是不确定的；在这个时代，“看护”机制和“与他人共享的历史”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身性方式的收获。但是，这种历史常常提供了使本体安全以一种确定方式得以维持的情景，至少对于个体生活某个特定阶段是如此。
风险、信任与保护壳
我前文强调过“正常外表体征”之世界，并不仅仅是个体相互之间持久的有关互动的一场表演。一如他们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时空路径之交错，个体所遵循的惯例将那种生活建构成“正常的”和“可预期的”。在社会活动的网络中，人们对常态性的把握非常细致入微：这一现象同样也适用于身体以及个体参与和规划的结合。个体必须以肉体形式完全存在于彼处[20]，并且作为有形物质自我的肉体必须予以长时段的保护和援助，在日常情形以及跨越时空的生活规划中依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体终年处于风险之中。身体受伤之可能性总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即便是在最为熟悉的场景中也是如此。例如，家便是一个危险场所，因为大部分的重伤都是由家庭环境中的偶发事件所引起的。一如戈夫曼所简明指出的，“身体便是一个后果性装备，并且身体之拥有者总是在冒着风险”[21]。
在第2章中我曾指出，基本信任对于日常生活规范和正常外表体征之间的联系起着根本作用。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基本信任被表示为对可能性事件或问题的涵括，而这些事件和问题在特定场景下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他人好像要做的事及其好像要成为的人，人们通常认为那就是他们实际所做的事及其本来面目。然而，谍报人员不同，他们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无法采取他人通常采取的那种正常外表体征。他们将常规上属于“事物本来面目”的那部分普通信任悬置，忍受着一种曲解性焦虑的折磨，即焦虑那些寻常事物的另一面。对普通人来说，一个错误的数字可能不会让其恼怒，而对卧底探员来讲，这可能就是引起恐慌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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