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周期作为一个单独的时间段而出现，它与代际生命循环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实际上，一旦个体的生活与代际间的交流被打破，“生命循环”的观念便失去其基本意义了。一如希尔斯所强调的，传统与代际的延续之间有一种固有联系。在前现代社会中，代际差异本质上是时间估算的一种模式。一代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亲属群体或等级，它把个体的生活置于一系列具体变迁中。然而，在现代社会，“世代”的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只有在标准化的时间背景下才会显露出意义的概念。换言之，当我们说“1950年代那一代人”和“1960年代那一代人”的时候，这个“代”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时间的连续并不包括作为先前时代特点的那种集体的变迁过程。在传统社会，生命循环带有强烈的复活意味，因为在本质上，每一代人都会再次发现和再次经历其前几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在极盛现代性的情境下，复活便失去了其绝大多数的意义，这是因为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活动仅仅在具有反思合理性的时候才会重复。[2]
（2）生命历程与场所的外在性相分离，而场所本身又因脱域机制的扩展而遭受严重影响。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尽管人口迁移相对而言较为常见，且长距离的旅行虽然不多但总有人去尝试，但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依旧还是本土化的。改变这种情形的最主要因素并不在日益增长的人口流动性上，相反，场所完全为脱域机制所渗透，而这个机制把本土活动整合进极为广泛的时空关系中。因此，场所变得变幻莫测起来。[3]虽然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仍是本土情感依恋的根源，但场所已不再是经验的参数，它也不再提供传统上本土社会通常会体现出来的那种熟悉的安全感。传递性经验的日益强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事件及人和场所的）熟悉性已不再单纯地或主要地取决于本土环境。
因此，场所在过去曾被视为个体生命周期的外部指涉物，而现如今它已不再具有先前那种重要意义。以空间来定位的活动越来越与自我的反身性投射绑定在一起。一个人在过了青少年阶段以后，其居住在何处遂变成主要依据个人生活规划来作出的选择。当然，伴随着这些过程，也可能出现辩证形式的逆向反应。人们主动地通过各种努力使生命周期再次嵌入本土环境中。有些（如培养社区荣誉感）或许因太过于模糊而无法实现，因为这不仅仅是重拾过去的那种微弱感觉。只有当调整日常实践以使其适合具体场所时，再嵌入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实现，但在极盛现代性的情境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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