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脱离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存在固有联系的那种外在性。在大多数前现代情境中，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就是个体生活体验的首要外部落脚点。亲属关系有助于人们采纳(有时甚至会完全限定）影响个体整个生命周期的事件过程的关键性决策。例如，在何时与何人结婚、在何处定居、准备生育几个子女、如何照顾子女、如何颐养天年等决策都是显而易见的实例。通常来讲，场所外部性和亲属关系是紧密相连的。财产（尤其包括传家宝和家庭住宅）的承继也体现了这种与外部性的分离。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后世家庭成员很少和长辈同住一个屋檐下。而在农村地区，或在少数留存至今的贵族群体中，家庭成员在同一幢房子里世代居住的情况仍是很常见的。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变得相当陌生，而且，对许多生活在前现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祖先”观念，早已变得含混不清且难以恢复。
由于缺乏由他者所提供的外部指涉物，生命周期再次以一条与个体的规划相关联的轨迹之形式出现。当然，他者总会出现在这一生活规划中，其范围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熟人等。与这类他者所建立的新的私密关系范围遂成为个体所形成的信任框架的关键性要素。但是，这种私密关系范围须得经由对生命周期的反身性安排方能实现，而在此过程中生命周期须被看成是分离的且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现象。
(4)生命历程依据“开放的经验阀”(open experience threshold)而非仪式化的过程被建构。仪式本身便是一种外部指涉物，并且，有关生命重大转折点的那些仪式性活动（如出生、成年、结婚及死亡）已开始衰微，社会观察者们对此业已采取行动。有人指出，现代社会场景中仪式的相对缺乏，使得个人在应对上述生命转折点时缺少一种重要的心理支持。不论实际情形是否如此，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个体决策的后果，因为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他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有关仪式的著名争论中曾指出，仪式通常会制造焦虑而非缓解之。上述转折点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变为身份认同之危机时刻，而个体通常会以反身性方式来认识这些危机。[4实际上，生命周期是在面对和解决这些危机的预期需求的意义上被建构的，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是在个体充分形成了反身性意识的阶段被建构的。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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