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生命周期具有内部参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前提来论述这个命题。“自足个体”(self-sufficientindividual）的观念实质上是作为对发展中的现代性制度体系的回应而出现的。但本书所作的各种分析并未隐含此种方法论观点，上文所言及的个体与广阔的社会事件大背景相分离这一现象也并非因袭此方法论而来。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反的情形是：自我建立了一条轨迹，只有经由人类对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反身性使用，该轨迹才会具有内在连贯性。对控制的冲动（以备进行反思）以先前从未有过先例的方式把自我推到外部世界中去。脱域机制侵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部位，但是这些机制对自我的“掏空”（emptyout）并不比单纯地移走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来得严重。相反，这些机制使得自我（原则上）能取得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场景的更多掌控，而这种掌控又以反身性的方式被纳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中。
制度的影响
现代性对掌控的倾向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身份认同相关，并在道德经验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的后果，我把这些后果统称为“经验之封存”(sequestrationof experience)。这一现象与社会生活和自我的内部指涉性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伴随着现代性逐渐成熟的步伐，抽象体系在协调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外部对这种以反身性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的“干扰”已被降至最低点。
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几组影响来追溯这些发展的起源，这些影响是在现代时期的起飞阶段所形成的，并且随着现代制度的激进化和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一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监控进程加速所带来的行政权力之扩展。[5]监控能力的扩展是以社会手段对社会活动进行控制的主要媒介。监控尤其会导致权力之不对称，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巩固了特定群体或阶级对其他群体或阶级的统治。但如果我们太过于集中在这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是，更为普遍化的行政控制力度越来越大，这个现象并非完全出自某一人的行为，因为这恰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活动。即便是在前现代的制度体系内，监控也总是与制度反身性相结合而出现的。它是制度反身性的条件，而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是制度反身性的产物，因此它以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体现，代表了对所有的社会再生产特质的重新描绘。然而，在监控机制发达的制度中，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也日益成为一种自我动员机制。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