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制度再生产所包括的信息或知识的编码形式上，监控机制把社会制度从其外部参照物中切割开来，同时又准许该机制在越来越宽泛的时空领域延展开来。监控和反思叠加在一起便意味着“抹平毛边”(smoothing of the rough edges)，以致未整合进制度的行为（即从知识角度未能被整合进制度再生产机制中去的行为）变得怪异且凌乱。当外部性被降到最低点（零点）时，制度方能成为一个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这一看法并非意味着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是相安无事、毫无冲突的，相反，它们有可能充满内在矛盾并有可能被长时段的冲突所撕裂。然而，这些冲突是在制度原则而非外部标准或需求的意义上形成的，原因正是它们潜在的多变性。
实际上，反身性的制度再生产与习惯或传统外部性的惯性之间的张力会带来很多冲突。但是，传统的情景却是复杂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象征或实践的吸引力可经由反身性方式体现，并且这种吸引力就是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社会关系的构成部分而非其对立面。在彻底的后传统情境中谈论“传统是否可被再创造”这一问题，必须从上述条件中来进行。这一观察不仅适用于社会关系中包含的人际关系，而且适用于人造的物质世界。因此，在当今建筑界有关后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复苏的争论中，关键问题便在于：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抵制是否会使传统的外部模式得以延续，或这些抵制会否彻底卷入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中去。当后一种情形发生时，任何试图复苏传统风格的努力都可能很快退化成矫揉造作之物。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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