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让人信服。森尼特所认为的公共生活在传统城市场景中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特点几乎是一样的。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已然形成了大都市的文化繁荣氛围。在这些城市中，人们已然会经常性地遇见陌生人。然而，绝大多数的上述遇见还保留有一种社团式的特点，即主要还是朋友、亲属或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此处的私人领域尚未成为一个完全隐秘或独立的领域，一如伊莱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所指出的。[8]当且仅当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形成之时，即“陌生人”的概念失去其意义的时候，公共领域才与私人领域彻底区分开来。从那时起，作为公众信任配套机制的公民冷漠，便逐渐与私人领域尤其是私密关系的领域彻底区分开。
童年期与成年期的进一步分离，使得隐私（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需求）获得一定的发展。在前现代时期，欧洲以及其他大多数传统文化中的儿童，从较早的时刻起便生活在与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的成年人进行互动的集体场景中。一种独立的“儿童”领域的出现，从外部活动领域标定了儿童独特的成长经历。童年变得封闭和家庭化，同时要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根本性影响。当把儿童从成年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之后，或者说至少以某种不同方式对儿童加以塑造以后，这便构成了一个私人经历得以被建构的封闭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教育是一种公共活动，因为它是在家庭之外进行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学校仍是一个与成人工作及其他活动环境相区别的相对隔离的环境。包括性意识等主要方面在内的儿童发展素质的逐渐封闭化，便是这些隔离过程的结果。[9]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解释了治疗的出现与和治疗目的相关的儿童学习过程之间的紧密关联。童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成为一种人格的“基础结构”。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此就认可现代性即等同于心理压抑这一观点，因为它与本书所持观点不同。相反，童年时期的“发明”所带来的新“学习领域”的出现，使得以儿童经历为基础而实行的治疗性重建变为可能。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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